Tag Archives: 中文

被压抑的创伤事故?

在中国做培训的时候,发现学生蛮常喜欢问关于“创伤” (trauma) 相关的问题。过去几十年,创伤是心理学里一个很“夯”的课题,许多抑郁、焦虑、人格障碍 (personality disorder) 等心理与精神疾病,都会被与创伤事故做联想,并以此角度去谘商与治疗--这其实没有太大问题(虽然在认知行为的角度,我们更多去关注“维持因素”,而不是问题的起因)。可是随着心理知识通过网络、自助书籍等的普及化,现在连一个7、8岁的孩子,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70、80岁的长者,都会开始说自己“受到了创伤“。换句话说,“创伤”这个词,开始被“滥用”,不适当的应用。这就有些类似好多年前开始,“忧郁”被滥用一样,后来“我有点强迫”也开始被普及化,然后现在,“创伤”也是。

当然对我来说,心理知识,尤其有科学依据的心理学知识的普及化,一点问题也没有,它增加了社会对患有心理相关问题的意识、的关注,并能让人们提前寻求帮助,以及减少偏见和歧视等,这并没有问题。问题在于,传统上,弗洛伊德派系(Freudian) 的理论,相信人们的大脑在经历重大创伤事故时,会启动防御机制(defense mechanism),比如抑制(repression),把不合理的信念、痛苦的记忆等,在你无意识、不自觉的情况下隐藏它们,以期完全忘记它们。

而这才是我今天想要关注的主题:这种被压抑、被忘却的创伤,存在吗?

我想不少心理学家都会异口同声说:“当然存在!” 以前的我也是。可是这里,我想提出几个“疑点”,让把它看成理所当然存在的人,稍微的再考虑一下下…

(一)以过去许多经历较为重大事故(如:战争、被性侵强奸、地震、911事件、恐怖袭击、攫夺等)的人过后出现闪回(flashback)、失眠等症状而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(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, PTSD),这些事故其实被更强烈的记住,并不断在脑海里“重播”,所以才会导致情绪激动、焦虑等症状。这似乎显示:经历创伤事故的人,是会更强烈的记得这些事故,而不是忘却它、压抑它?

(二)有些时候,这些创伤事故发生在我们懂事以前。在孩子还未懂事前(4、5岁之前),他很可能根本不以为意,并不知道这是“创伤性的”,或许带来一些不舒服、不自在的感觉,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飘逸过去了,多年后长大了,可能因为一些环境或电影情节,再次想起,这时候才了解当时那是什么,但在不懂事的情况下,这能算是“被压抑的创伤”吗?

(三)与(二)相关,婴儿遗忘症(infantile amnesia),显然也不是“被压抑的创伤记忆”。因为在我们未懂事以前,几乎所有经历都没有被编码 (encode) 进入我们的长期记忆 (long-term memory),那就没有所谓的无意识压抑了。虽然其实近几年有些研究似乎发现,学语言以前长期记忆的编码方式,与逐渐掌握语言后的编码方式不同,而导致我们在学会语言后,无法“复取”(retrieve)旧有编码的记忆。

(四)许多所谓的创伤事故,多年后在治疗,尤其催眠过程中被“记起”。在美国,这甚至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、引起诉讼,与家人对薄公堂。可是这里的问题是,记忆的可塑性很强,它不是文档,可以每次打开来看却还保持一样,我们的日常经历、听说的故事、看过的电视电影情节、做的梦、幻想的事情等,都会影响我们的记忆。记忆并不是事件本身,记忆是加入了许多我们的经验、想法、情绪、知识等的事件,可以与原本的事故相差甚远,甚至,毫不相关,完全是虚构的。许多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件事:我们可以虚构出“事实”,并强烈相信它就是事实。所以,如何“证实”这些被发现的压抑创伤事故的虚实??

您怎么看呢?

注:我无意淡化遭遇创伤事故的人的痛苦,这篇的内容主要在谈论“被压抑”后“被发掘”的创伤经验。临床上,我还是有在针对大小创伤事故做治疗的。

“一念错,一生毁”

上星期某个晚上看了星洲日报的这篇“年轻人为钱当毒驴,一念错,一生毁”,真的觉得很痛心。

更难过的是这些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心,或无知,或好玩而毁了一生,还有他们的家人也受煎熬;更甚的是幕后操纵者依然逍遥法外,却要这些年少无知赔上一生。

报道也整理出容易被毒贩挑选的人的特点:

社会边缘人
受教育程度低
身有残疾
性格善良、单纯,对人无戒心
未成年学生
单亲妈妈
独自生活,甚少与他人联系
急需钱或想赚快钱

電視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

最近因為新冠病毒和行動管制令,終於有時間看台灣這部拍得好寫實、令人好多感悟和痛心的10集電視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。

這是過程中我有的一些很深很深的感觸和領悟(劇透,想看還沒看的話不要往下讀了):

(一):李媽說:“全天下沒有哪個父母要花二十年養成一個殺人犯!”我哭了好久。是的,兒子是個殺人犯,大家普遍都怪到父母身上,不能教養不要生,不能照顧培育不要生… 可是也用一樣的教養方式,為什麼妹妹曉文反而堅強不屈?真的都只能怪到父母身上嗎?

我甚至在想,身為一名心理咨詢師,要是我的孩子犯了大錯(或也一樣成了殺人犯),社會會放過我嗎?社會本來就對特定職業人群有特別的要求,如老師、醫生、藝人、政治家等。這其實也沒錯,可是有時,有些父母悉心照料,有些父母工作繁忙(像Johor的蠻多孩子都是祖父母養大的,因為父母都去新加坡了),有些父母每天吵架暴力,有些父母爛賭酗酒(讓我想起有個患者的爸爸,問她為什麼還不死?她死了他也不會傷心,反而會開心再也不用給她錢了)… 可是不是每個酗酒的父母的孩子都長成一個樣,更不是每個悉心栽培的都成功養出龍鳳,不是嗎?我不是要允許父母推卸責任。可是就像在五六十年代,你的孩子要是精神分裂(思覺失調),母親肯定要被怪罪的。可是後來已經發現並不是這樣的啊… 沒有單一的原因的嘛。

(二)你或許是受害者的家屬,也就是受害者了,但那不代表你可以“替天行道”懲罰加害者和其家屬。李小明被處決後,喬安姐決定派攝影團隊跟蹤大芝,那一刻,我真的無法接受。因為我以為喬安終於可以放下了,不懷恨地諒解大芝為何辭職,甚至以為兩人可以坐下好好聊聊。她那麼做的當下,真的把我搞崩潰了。(是自己太天真,導致落差太大,抽離不出來)

當天夜裡,看完那集後,我寫下“無論你多恨一個人,你也不能傷害對方和他的家屬”。我希望自己記住這點。尤其大芝其實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之一,憑什麼她什麼也沒做錯卻被如此對待。受害者家屬或許還可以理解,更甚的是那些完全事不關己啃著瓜子的網民、媒體、大眾,人人都在補刀撒鹽………

(三)這就把我帶到第三點:加害者的家屬。我們從來沒有站在加害者的家屬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對嗎?我們一直、一直都只在關注受害者和家屬的失去、悲痛。家人被殺害確實太可憐。可我認為,這部劇拍得最好的地方,就在於允許觀眾以加害者家屬的角度去體驗、承受。他們也真的很可憐。而如果像劇中最後,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能那樣坐下來面對和發洩,那其實真的很好很好(這要是真的,會讓我很羨慕台灣)。對雙方而言,那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心胸…

(四)其實這部劇的重點,都是透過媒體傳達的。我倒沒有什麼要多說的,台灣媒體的整體型態,似乎已經是個“病態”很久很久了,久得人民也或許習慣,而也又愛又恨。媒體的責任其實真的很大,外加現在還有網民………. 人人都能當法官判罪!感覺“很棒”,不是嗎?

(五)最後來到我的重點:精神疾病。患有精神疾病的人,包括思覺失調 (Schizophrenia) 或躁鬱症 (Bipolar disorder) 的人,都比常人更容易有暴力行為。請你把我的上一個句子,再看一遍。他們傷害他人的機率,並不比你我傷害他人的機率來得高(他們其實因為長期吃藥、患病的壓力、幻聽或抑鬱等因素,比常人更可能傷害自己)。可是過去的電影、電視劇、報章等,都愛把他們和暴力或變態行為相連…

而剛巧,我在提筆之前,看到這則台灣新聞:要求复合遭拒绝‧男子砍伤15岁少女获刑。文中提到“律师辩护曾男有强迫症、焦虑症等精神疾病,有到医院就诊纪录,但却并未按时服”。我了解在大部分國家,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犯了什麼,都會受到一定的保護,或許被就醫治療,或許被判處的刑法會較輕。而我不知道各位律師是不是就因為這樣,可以“總是用”(我說的誇張了哈)精神疾病來辯護。這樣呈現在媒體中,感覺上像是“患有強迫症、焦慮症的人會砍人”,不是嗎???………… 狗屁不通!!!是的,患有思覺失調或妄想症的人,可能出現幻覺 hallucination、妄想 delusion(像劇里的思聰,幻聽是他聽到的聲音的部分,妄想是他老懷疑別人偷拍竊聽他等),有時會分不清哪個真實哪個是幻覺,有時會自言自語,或在他人無法理解的情況下而變得很抓狂(/frustrated)。像我的一些患者,會聽見聲音叫他去死,去跳樓等。可是如果你用“強迫症”、“焦慮症”,這真的真的太離譜了。我可以建議各位律師的是:給專家評估邊沿型人格障礙… 或一些較少見的人格障礙等。也真的希望媒體努力把一些錯誤的信息糾正過來,畢竟這也是你們的責任之一。

生活教练

这年轻的女生于去年7月左右与我联系,告诉我说她不认为自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,但需要帮助。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,她说她想重考SPM考试,但一直缺乏动力。而且已经拖了2-3年还没去考。

我不太习惯接受相对“健康”的来访者/患者。通常,我的大部分患者的任何抑郁/焦虑或情绪困扰量表上的得分都很高。但是那时我想接收一些不同类型的来访者,所以我和她开始合作解决她的问题,例如拖延症,处理愤怒和恐惧等负面情绪,处理忧虑和负面思想,建立常规和练习好的生活习惯,还有一些冲动行为的问题。

我们并没有花费很长时间或很多次咨询,大多数治疗目标均已实现。我最近与她联系,她说她目前在等待SPM的成绩的同时正在做咖啡师的工作。

我意识到这原本就像我常在治疗快结束时(当病情稳定得多时)或当他们正在服药并由精神专科医生转介给我时(他们第一次见我时,症状已相对缓解),常做的事情。我还认为,这其实是很多人需要的,尤其在他们积累了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之前,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糟之前,开始陷入沮丧或其他心理问题之前,就该得到的帮助。

因此,我决定写这篇关于“生活教练”(或生活指导, life coach)的文章,给予一些不见得患有心理问题,但需要一些生活上的帮助、引导的人。一般上,可以使用催眠、基于正念的CBT(认知行为疗法)和ACT(接受和承诺疗法)来得到帮助。

如果您希望达到以下目标,请在下方评论或与我联系(电子邮件hello@huibee.com或whatsapp 0172757813):

  • 变得更自信
  • 对特定领域/情况更有信心
  • 学习/工作更有动力
  • 厘清您的人生/职业/未来目标
  • 解决拖延症!
  • 解决生活中的特定问题
  • 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者
  • 厘清您的人生价值/方向
  • 开始为实现目标而采取行动
  • 变得更具情感弹性
  • 处理负面情绪,思想和忧虑
  • 更加集中注意力并更好地控制注意力(提高集中力与专注时长)
  • 更好的沟通
  • 更好地表达情感和感觉
  • 执行您的健身和饮食计划,以保持或减轻体重
  • 应对各种恐惧(例如与上司/权威人物谈话,黑暗,身高,约会等)
  • 畅所欲言并捍卫自己的权利
  • …和更多

关于自杀的迷思与误解

  • 问别人会不会自杀,会导致其真的去自杀?

这是很多人担心的。但是根据研究(Mathias et al 2012),原本有自杀意念的人,并不会因为被问了而更想自杀,除非问的方法本身有问题(比如带有挑衅、取笑意味等)。

很多有自杀念头的人,被以关心的方式问了后反而觉得“终于有人可以和我谈论这件事”。

  • 会叫的狗不会咬人,说要自杀的人不会真的自杀?

研究显示,想自杀的人都曾经透露过与这个念头相关的信息,甚至2007年何金针的一项研究显示,三分之二进行自杀行为的人,一个月前曾求助于专家或助人机构。过半的自杀者在自我伤害前都曾经向他人求助。

当有人表达自杀念头的时候,切记不要将它当成玩笑。

  • 因为怕痛,自杀未遂的人不会再自杀?

这也是错的。多数自杀未遂者、自杀企图者,再次企图自杀,有1%在一年内会自杀(成功)而死,10%在10年内会自杀而死,一辈子来说,有20%的自杀未遂者会再企图自杀而死。自杀未遂后,更需要更多关怀,尤其发生后的三天,到下来的几个月。

自杀未遂者在企图这么做后,更容易有各种身体或心理问题。自杀企图者的平均寿命比其他人短30年。喝酒自伤者容易有消化系统相关的问题,药物滥用者往往与精神疾病有关等等。

锚定技术:如何在极端情绪中让自己平静下来度过它?

这是一个简短的“锚定”(dropping anchor)录音,适用于当您感到强烈的情绪并希望将自己引导到当下、此时此地的情况,并很好的面对/充分利用您所处的情况。(理想情况下,您必须已经和我在会谈中做过这个练习。)

5分钟锚定录音

基本上是以下几个步骤:

  • 注意并承认您的痛苦想法。你在想什么?头脑说些什么? (“我注意到我在想我不够好,我是失败的人”)
  • 注意并确认您的感受和情绪。您的身体感觉如何? (沉重的胸口?肩膀绷紧?头痛?麻木?手冰冷?等等)
  • 回到您的身体,坐直/站直,感受脚下的地板在支持着你;将指尖放在一起,舒展一下,呼吸几下。
  • 用您的感官与外部环境建立联系。您能看见什么?你能听到什么?您可以触摸/品尝/闻到什么?(比如:识别您能听到的五个声音?)
  • 行动:既然您已经处于这种情况下了,那么您可以做些什么来更好的利用此时此地呢?

请注意,没有必要完全遵循这些步骤。当我练习时,我并不会跟着步骤进行。有时您可以快速执行,甚至在30秒内重复几次。

重要的是要注意,疼痛并没有消失,但是不管头脑在说什么,您的感觉如何,您仍然可以注意到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正在发生(痛苦是整个环境中的其中一部分,可以选择不把所有注意力放在痛苦上),并采取有效行动朝着更有意义和充实的生活迈进。

English version of Dropping Anch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