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因為新冠病毒和行動管制令，終於有時間看台灣這部拍得好寫實、令人好多感悟和痛心的10集電視劇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。
這是過程中我有的一些很深很深的感觸和領悟（劇透，想看還沒看的話不要往下讀了）：
（一）：李媽說：“全天下沒有哪個父母要花二十年養成一個殺人犯！”我哭了好久。是的，兒子是個殺人犯，大家普遍都怪到父母身上，不能教養不要生，不能照顧培育不要生… 可是也用一樣的教養方式，為什麼妹妹曉文反而堅強不屈？真的都只能怪到父母身上嗎？
我甚至在想，身為一名心理咨詢師，要是我的孩子犯了大錯（或也一樣成了殺人犯），社會會放過我嗎？社會本來就對特定職業人群有特別的要求，如老師、醫生、藝人、政治家等。這其實也沒錯，可是有時，有些父母悉心照料，有些父母工作繁忙（像Johor的蠻多孩子都是祖父母養大的，因為父母都去新加坡了），有些父母每天吵架暴力，有些父母爛賭酗酒（讓我想起有個患者的爸爸，問她為什麼還不死？她死了他也不會傷心，反而會開心再也不用給她錢了）… 可是不是每個酗酒的父母的孩子都長成一個樣，更不是每個悉心栽培的都成功養出龍鳳，不是嗎？我不是要允許父母推卸責任。可是就像在五六十年代，你的孩子要是精神分裂（思覺失調），母親肯定要被怪罪的。可是後來已經發現並不是這樣的啊… 沒有單一的原因的嘛。
（二）你或許是受害者的家屬，也就是受害者了，但那不代表你可以“替天行道”懲罰加害者和其家屬。李小明被處決後，喬安姐決定派攝影團隊跟蹤大芝，那一刻，我真的無法接受。因為我以為喬安終於可以放下了，不懷恨地諒解大芝為何辭職，甚至以為兩人可以坐下好好聊聊。她那麼做的當下，真的把我搞崩潰了。（是自己太天真，導致落差太大，抽離不出來）
當天夜裡，看完那集後，我寫下“無論你多恨一個人，你也不能傷害對方和他的家屬”。我希望自己記住這點。尤其大芝其實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之一，憑什麼她什麼也沒做錯卻被如此對待。受害者家屬或許還可以理解，更甚的是那些完全事不關己啃著瓜子的網民、媒體、大眾，人人都在補刀撒鹽………
（三）這就把我帶到第三點：加害者的家屬。我們從來沒有站在加害者的家屬的角度去看待事情對嗎？我們一直、一直都只在關注受害者和家屬的失去、悲痛。家人被殺害確實太可憐。可我認為，這部劇拍得最好的地方，就在於允許觀眾以加害者家屬的角度去體驗、承受。他們也真的很可憐。而如果像劇中最後，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能那樣坐下來面對和發洩，那其實真的很好很好（這要是真的，會讓我很羨慕台灣）。對雙方而言，那需要多大的勇氣和心胸…
（四）其實這部劇的重點，都是透過媒體傳達的。我倒沒有什麼要多說的，台灣媒體的整體型態，似乎已經是個“病態”很久很久了，久得人民也或許習慣，而也又愛又恨。媒體的責任其實真的很大，外加現在還有網民………. 人人都能當法官判罪！感覺“很棒”，不是嗎？
（五）最後來到我的重點：精神疾病。患有精神疾病的人，包括思覺失調 (Schizophrenia) 或躁鬱症 (Bipolar disorder) 的人，都不比常人更容易有暴力行為。請你把我的上一個句子，再看一遍。他們傷害他人的機率，並不比你我傷害他人的機率來得高（他們其實因為長期吃藥、患病的壓力、幻聽或抑鬱等因素，比常人更可能傷害自己）。可是過去的電影、電視劇、報章等，都愛把他們和暴力或變態行為相連…
而剛巧，我在提筆之前，看到這則台灣新聞：要求复合遭拒绝‧男子砍伤15岁少女获刑。文中提到“律师辩护曾男有强迫症、焦虑症等精神疾病，有到医院就诊纪录，但却并未按时服”。我了解在大部分國家，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犯了什麼，都會受到一定的保護，或許被就醫治療，或許被判處的刑法會較輕。而我不知道各位律師是不是就因為這樣，可以“總是用”（我說的誇張了哈）精神疾病來辯護。這樣呈現在媒體中，感覺上像是“患有強迫症、焦慮症的人會砍人”，不是嗎？？？………… 狗屁不通！！！是的，患有思覺失調或妄想症的人，可能出現幻覺 hallucination、妄想 delusion（像劇里的思聰，幻聽是他聽到的聲音的部分，妄想是他老懷疑別人偷拍竊聽他等），有時會分不清哪個真實哪個是幻覺，有時會自言自語，或在他人無法理解的情況下而變得很抓狂(／frustrated)。像我的一些患者，會聽見聲音叫他去死，去跳樓等。可是如果你用“強迫症”、“焦慮症”，這真的真的太離譜了。我可以建議各位律師的是：給專家評估邊沿型人格障礙… 或一些較少見的人格障礙等。也真的希望媒體努力把一些錯誤的信息糾正過來，畢竟這也是你們的責任之一。
